刑事訴訟法增訂第 158條之4前，實務上對於未依法律規定之方式所取得之證據，在一、二審部份大都肯定其證據力，發回的案例極少，最高法院發回的理由也不外同意違法取證作為犯罪事實之依據，有違反憲法第8條、第16條所示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意旨，例如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4025號判決：「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真實，藉以維護社會安全，其手段則應合法純潔、公正公平，以保障人權；倘證據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而法院若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有害公平正義，因已違背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所適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之保障等旨意，自應排除其證據力。」

刑事訴訟法增訂第158條之4之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9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通過，增訂第158條之4關於違法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係採相對排除原則，然並未就違法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之排除確立具體一致之判斷標準，以致實務上於個案中判斷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力時，仍繫於審理法院之心證是否足以兼顧該條文所揭示之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目的，仍視個案內容加以探究。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由法院職權進行主義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並隨著訴訟程序中之人權保障愈受重視，對於司法之期待，除實體正義之達成及真實發現之目的外，近來更著重於刑事訴訟審判程序應合法正當之程序正義，因此，違法取得之證據是否承認其證據能力，在我國審判實務上即迭有爭議，92年修增訂之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其立法理由說明如下：「一、本條係新增。二、按刑事訴訟重在發見實體真實，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形成公正之裁判，是以認定事實、蒐集證據即成為刑事裁判最基本課題之一。當前證據法則之發展，係朝基本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全保障兩個理念相調和之方向進行，期能保障個人基本人權，又能兼顧真實之發見，而達社會安全之維護。因此，探討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自亦不能悖離此一方向。另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之性質不同，一般認為供述證據之採取過程如果違法，即係侵害了個人自由意思，故而應嚴格禁止，而蒐集非供述證據之過程如果違背法定程序，則因證物之型態並未改變，尚不生不可信之問題。本次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已就違背法定障礙事由及禁止夜間訊問與告知義務等規定暨違法未經具結所取得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增訂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三，以資規範。而現行本法第一百條之一第二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十二條等，亦有關於證據強制排除之規定，為求周延，並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維護，爰增訂本條，使其他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有一衡平之規定，避免因為排除法則之普遍適用，致使許多與事實相符之證據，無可例外地被排除。

至於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如何求其平衡，因各國國情不同，學說亦是理論紛歧，依實務所見，一般而言，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常因個案之型態、情節、方法而有差異，法官於個案權衡時，允宜斟酌（一）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二）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三）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四）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五）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六）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七）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